我國屋頂光伏發展潛力巨大但困難重重，既有商業模式難以引爆屋頂光伏革命，亟須基于平臺與分享經濟的商業模式創新;基于平臺與分享經濟的我國屋頂光伏革(ge)命影(ying)響深遠，需要(yao)相應政策支持(chi)。
我國光伏發展后來居上，但超越之道正好與日本和德國相反，在我國光伏超越過程中分布式光伏裝機量僅占光伏累計裝機總量的15%左右。這種格局導致高棄光率成為我國西部光伏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實際上，我國具有屋頂分布式光伏發展的天然優勢，應借鑒德日經驗，引發屋頂光伏革命，促進光伏健康、快速與可持續發展。令人高興的是，這種認識不僅成為光伏業內共識，而且業界已積極行動起來并取得突破性進展，特別是居民屋頂光伏裝機數量呈爆炸式增長。
我國屋頂光伏革命可引入基于平臺與分享經濟的商業模式
我國農村屋頂光伏市場潛力巨大，但村民住宅分布零散，現行的光伏系統零售與安裝模式導致裝機成本高居不下，市場成長緩慢，光伏服務商生存不易，形成惡性循環，以至于業界感嘆“滿地碎銀不好撿”。因此，屋頂光伏革命的商業模式創新重點在于快速規模化屋頂光伏裝機，有效降低裝機成本，促進市場快速增長，實現屋頂光伏用戶與光伏服務商良性互動的共贏格局。
(二)我國屋頂光伏革命需要基于平臺與分享經濟的商業模式
零散用戶的規模化增長是不易解決的難題，不過，隨著智能時代的到來，基于平臺的商業模式創新已有效破解了這一難題，淘寶平臺的月度活躍用戶數量已超過5億人;而其中的分享經濟模式更是快速成功對接零散與閑置資源的利器，美國的愛彼迎已連接全球民宿400多萬戶。農村屋頂光伏裝機市場具有零散與閑置特性，其規模化快速成長急需引入基于平臺與分享經濟的商業模式，這已為業界所認識，若干先行者已在光伏裝機平臺搭建和屋頂分享方面作出嘗試，只是平臺與分享經濟模式有著系統的理論與方法，屋頂光伏業界的探索尚未觸及平臺與分享經濟本質，因而收效甚微。
平臺與分享經濟是新世紀快速成型與發展的商業模式創新，而分享經濟是平臺經濟的特例。基于平臺與分享經濟商業模式起于平臺搭建，成于平臺生態系統的多樣性與豐富性，重在資源集結力塑造，強在閑置資源分享，旨在引發收益遞增的網絡效應。
這種商業模式首先要搭建由基石、基本架構和接口三要素構成的智能屋頂光伏平臺。
任何平臺都必須有著明確的核心交互，智能屋頂光伏平臺的核心交互是光伏服務商與屋頂光伏用戶的交互，以及分享型屋頂光伏用戶的屋頂擁有者與資金擁有者的交互。通過平臺，光伏服務商易于創立與成長，有可能將目前每瓦8元左右的裝機成本降至每瓦5-6元這個“心理門檻”，實現屋頂光伏市場規模與光伏服務商數量及規模的良性互動發展;屋頂擁有者也容易與資金擁有者低成本分享較高的收益，促進彼此的良性增長。
平臺是以生態系統的形式運行與發展的，屋頂光伏平臺應盡快塑造出多個利益相關方構成的開放的生態系統。
(四)我國屋頂光伏革命需要分享經濟催化
智能屋頂光伏平臺為屋頂光伏市場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可能性，但還不足以引發屋頂光伏革命，還需要分享經濟模式來催化。分享經濟強調基于平臺與信任的閑置資源分享，從而增進彼此及社會利益。我國屋頂光伏革命至少需要三類分享經濟模式：一是屋頂方與資金方的閑置資源分享，有效化解農村居民有屋頂但缺資金而城鎮居民有資金但缺屋頂的矛盾，也可促進公共屋頂與居民存款的有效對接;二是光伏服務商利用分享經濟搭橋，實施零散屋頂光伏裝機的規模化與精益化發展模式，有效降低屋頂光伏裝機的軟成本和居民安裝屋頂光伏系統的風險，以高可靠性和誠信度的良好口碑吸引居民踴躍安裝屋頂光伏系統;三是引導屋頂資源豐富地區的戰略客戶積極參與屋頂光伏裝機服務活動，把戰略客戶轉變成合作伙伴，打造網絡化與本地化的低成本屋頂光伏裝機新模式。通過分享經濟模式，精準對接相關資源，營造“價值共創，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氛圍，構建“滿地碎銀共同撿”的新格局，從而加快我國屋頂光伏革命步伐。
政策建議
(一)制定“千萬屋頂光伏計劃”并出臺相應激勵政策
屋頂光伏發展的助推器是政府制定的“屋頂光伏計劃”，德日等國提供了成功的經驗。浙江省屋頂光伏發展遙遙領先其他省區市，也得益于該省推行的“百萬家庭屋頂光伏工程”。為了推進我國屋頂光伏革命，政府部門可研究并制定國家“千萬屋頂光伏計劃”，并參照浙江省的經驗制定相應的激勵政策。
(二)推行基于閑置屋頂與資金分享的光伏發展模式
(三)協調分布式與集中式光伏的有序發展
我國光伏發展的目標是以分布式光伏為主，但現實卻相反。集中式光伏發展擴大了光伏裝機規模，降低了光伏單位成本，但也抑制了分布式光伏發展的積極性。因此，為了促進分布式光伏發展，應出臺更有利于屋頂光伏發展的政策，同時還要相應限制集中式光伏發展，實現兩者的有序發展。
(四)促進光伏產業與市場的良性互動發展
基于平臺與分享經濟的屋頂光伏革命模式重在對接閑置屋頂與居民儲蓄，有去銀行與金融中介之意，但不排除政策性銀行的積極參與。由于屋頂光伏專業性與政策性強，更需要專業從事這類業務的銀行等金融機構參與，尤其需要光伏銀行的參與。實際上，1978年美國專家就提出有必要籌建太陽能銀行，當時全球年光伏裝機量僅20MW。我國2017年新增光伏裝機量超過50GW，應積極發展光伏銀行等綠色光伏金融，助推屋頂光伏革命。
(六)理順居民屋頂光伏綠色補貼與居民用電補貼的關系
德日澳等國大力發展居民屋頂光伏，而我國屋頂光伏發展卻集中在工商等公共屋頂，個中差異主要源于兩者的電價體系不同，前者居民電價高于工商電價，我國則相反。我國電價長期實施政策性交叉補貼，導致居民用電價格偏低，影響居民安裝屋頂光伏的積極性。另外，我國煤電的環境成本尚未計入，導致煤電上網價格較低。這兩者嚴重制約居民屋頂光伏發展，但短期內又都難以糾正。在這種情況下，既要加大居民屋頂光伏支持力度，也要提高居民屋頂光伏發電的售電價格，逐步理順居民屋頂光伏補貼與居民用電補貼的關系，促進居民屋頂光伏大發展。
(七)引導社保基金等對接屋頂光伏
基于平臺與分享經濟的屋頂光伏對接閑置的屋頂與追求風險低但收益穩定且可觀的資金，后者除居民儲蓄外還有社會保險基金等，可引導社保基金對接本地的公共屋頂，既可促進本地屋頂光伏發展，又為各地社會基金提供可靠的投資渠道。
(八)鼓勵大型國有煤炭企業發展光伏服務業
屋頂光伏革命是緊隨頁巖革命后正在發生的綠色能源革命的重要組成，它在沖擊煤炭等傳統能源產業的同時也創造了眾多新崗位，為后者的人員分流轉崗提供了新機遇。我國煤炭開采與洗選業從業人員數仍然高達360萬，隨著能源革命的發展及煤炭行業現代化水平的提升，至少還有200萬煤炭從業人員需要分流轉崗，而年新增百萬以上崗位的光伏服務業正適合煤炭行業員工轉崗再就業，可鼓勵大型國有煤炭企業大力發展光伏服務業。實際上，大型國有煤炭企業既有大量閑置屋頂又有數萬職工且在當地有著很強的影響力，具備實施“基于平臺與分享經濟的屋頂光伏革命模式”的天然優勢，通過分享經濟可低成本發展壯大光伏服務業，既可解決職工轉崗與分流，又培育出新業務，還能變被動為主動，由能源革命對象轉變成能源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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