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十年，中國的產業經濟中，如果還有另一個產業的火熱可以和互聯網相比，那也許是光伏。
“站在分布式的風口，傻子都能賺錢”。
彼時，中西部省份的大型地面電站是重點扶持對象，“五大四小”電力央企和部分實力雄厚的民企成為這個市場的主要玩家。
大型地面電站扎堆出現，但西部省份的消納能力有限。此后，棄光限電等現象頻現，監管層更是兩度調低電價，地面電站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遇冷。
當年通過地面電站出貨的上游制造商突然調轉船頭，步調一致地殺入分布式市場，紛紛推出自己的戶用系統品牌。以中民投為代表的投資企業，憑借雄厚的資本實力，外加金融杠桿，甚至推出了針對戶用電站的“光伏貸”新商業模式。
劉冬生這樣的經銷商則猶如洪水猛獸，他們坐擁渠道優勢，下沉到每一個鄉鎮，尋找每一個可以建電站的屋頂，說服每一個能被說服的老百姓，讓他們自掏腰包，或者辦理貸款。對他們來說，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掙快錢的機會。
政策扶持、企業積極、經銷商投機，在所有要素共同助推下，分布式光伏市場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瘋狂。
但狂歡背后，亂象叢生。
等待風口
“看，這些可都是錢啊。”劉冬生爬上了一戶農民家的屋頂，指著遠處更多的屋頂說。
臨近年關，河北高碑店市刮起了四五級大風，天氣愈發寒冷。他衣著單薄，一陣寒風吹來，不免打了個冷顫，伸出去的手立刻收了回來。他絲毫沒有下屋頂的意思，來年的財路，還得靠著這些屋頂。2017年，他在周邊鄉鎮兜售了上百套屋頂戶用電站，讓他賺了幾十萬元。
但在兩年前，劉冬生還僅是高碑店市東馬營鎮的一名普通建筑工程承包商。房地產市場的低迷曾讓他十分沮喪。那時候，他對光伏一無所知。
中國光伏電站市場始于2009年。
這些示范項目能夠獲得50%的補貼，偏遠無電的地區補貼甚至高達70%。高額的補貼讓光伏從業者趨之若鶩。
2011年，納入金太陽示范目錄的項目規模為677兆瓦。一年之后，飆升至4.54吉瓦，規模翻了近7倍，但真正按期竣工并網發電的比重還不到一半。這種“投資補貼”的刺激方式備受爭議，也讓光伏發電市場陷入各種亂象之中。
兩年后，《國務院關于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出臺，這個被業內稱之為“光伏國八條”的政策明確提出“大力開拓分布式光伏發電市場”，鼓勵各類電力用戶按照“自發自用，余量上網，電網調節”的方式建設分布式光伏發電系統。
《通知》將全國分為三類資源區，分別執行每千瓦時0.9元、0.95元、1元的電價標準。其中，對分布式項目，實行每度電補貼0.42元。從此，中國光伏發電進入“度電補貼”時代。
在一系列政策引導下，部分企業和個人嗅到了其中的商機。
山東航禹太陽能有限公司董事長丁文磊便是其中一位。他曾在太陽能熱電企業力諾集團工作10年。2013年7月，在《若干意見》出臺后，丁文磊毅然辭掉高薪厚職，與幾個朋友一起創辦航禹，殺入到分布式光伏發電市場。
另一個嗅到商機的是英利。該公司創始人苗連生亦在這一年創辦了保定英利分布式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英利分布式能源”），開始布局戶用電站市場。
讓這些等待風口的人失望的是，分布式的“藍海”并沒有很快到來。在接下來的三年多時間里，那些早期入局者不得不苦苦支撐。
被苗連生委以重任的劉丁濤自從2014年5月加入英利分布式能源以來，最直接的感受是“那幾年實在是太難了”。劉丁濤性格直率，作為英利分布式能源董事長，他自稱走了很多彎路，在公司內部也曾被苗連生點名批評。
彼時，中國的光伏發電市場仍以中西部地區的地面電站為主。由于前期投資大，市場玩家大多以央企為主，部分實力雄厚的民企亦參與其中。
到2015年下半年，新疆、青海、甘肅等地區開始頻繁出現棄光限電現象。
“電送不出來，并不了網，補貼不到位，很多硬傷開始出現。”丁文磊說。
從2013年到2016年，兩次調低上網電價更是讓地面電站雪上加霜。而此時，分布式光伏在政策上受到鼓勵，不僅不受指標限制，補貼也沒有下降。
《通知》還規定，2016年以前備案并入年度規模管理的光伏發電項目，如果在當年的6月30日前未并網，則執行新的標桿電價。
對電站投資方來說，趕在“6.30”前并網，將獲得相對較高的電價，以及更高的投資收益。于是，在2016年上半年，中國光伏市場出現了大規模“搶裝潮”，僅上半年并網容量就超過20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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