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經濟事務主管部門最新公告2019年度可再生能源躉購電價，包含離岸風電與光伏費率皆大幅下調逾一成，其中光伏平均降幅高達10.17%，遠超過國際平均降幅4.25%。對于正在成長的臺灣地區光伏市(shi)場而言，無疑是一記重拳，這(zhe)重拳的力道與(yu)影響的程度，可能會比預期還(huan)來得更大(da)。
躉購制度（FIT）是各國及各地區為輔助可再生能源發展所制定的獎勵措施，以固定的優惠費率保證收購能源，并提供補貼增加誘因。臺灣地區的躉購制度始自2010年，整體購電價格逐年下降。為了鼓勵光伏的區域平衡發展，臺灣當局在2016年推出北部地區可享15%額外補貼的優惠。2017年起，采用通過VPC認證之組件的系統可獲得額外6%補貼優惠。此外，水上型光電系統的躉購補貼也從2017年起正式導入。
2018年下半年開始，許多大型系統商陸續布局大型地面型項目，因為臺灣地區地形環境特殊，所釋放出來的土地相較其他地區而言，建置難度非常高，特別是在設備的選用上，必須要能抗鹽害并能持續20年之久。除此之外，不同于屋頂型，地面型系統大多都要靠業者自設升壓站，其并網成本約占總成本的25%。因此，在并網成本無法減少的情況下，又面臨躉購費率大幅下降，EPC廠商評估內部報酬率(IRR)后，只能在有限的設備成本（如組件與逆變器）上選擇價格較低者，以換取較高的IRR。
EnergyTrend分析師陳君盈指出，按目前市場現貨組件價格0.37USD/W計算，地面型躉購費率的下調，讓IRR已降低到2.60%，并且要15年后才能回本。預測2019年的價格，由于組件與逆變器都必須通過VPC高效認證，才能符合高效能加成的6%費率，因此組件與逆變器廠商會將VPC檢測的成本轉嫁到報價上，使得2019年主要設備價格降幅有限。根據EnergyTrend推算，組件價格最低至少須降到0.30USD/W，才能讓IRR回到5%的基本點。
然而，當組件價格來到0.30USD/W時，就算是臺灣地區最具競爭力的組件制造商，可能都無法跟進此價格，更不用說視為光伏發電系統心臟的逆變器，臺廠的制造成本也無法迅速跟進市場的降幅。因此不論是組件或逆變器，都會由具備成本優勢的陸制產品勝出。如果走到這一地步，2016年設立的VPC制度就不是在保護臺灣地區的制造商，而是加速臺系制造商的退場。
由此可見，臺灣地區對于新能源政策的配套措施缺乏全面性的考慮，臺灣地區已在全球公告2025年光伏要達到20GW安裝量，吸引許多外商來臺投資布局，也確實帶動產業的發展。但躉購費率一夕之間大幅下滑，可能造成產業發展停滯，讓2025年20GW的目標安裝量，可能形同虛設。根據CIER統計指出，臺灣地區EPC系統廠認為政治風險已經凌駕于天然災害的風險，成為最無法預測，也無法透過買保險來轉嫁的風險。
躉購費率(FIT)的逐漸退場，是全球光伏政策的趨勢。EnergyTrend認為，最好的配套方式應該是要預告到2025年前，每年躉購費率的降幅，并將減少的躉購費率轉而用在鼓勵儲能的發展，才能讓光伏這類間歇性能源藉由儲能來完備，也藉此讓業者自行評估風險，不適者自然淘汰，讓光伏全產業朝向健康化的平穩發展。
12月7日，一份不完整的2019年光伏政策細則在光伏行業人士朋友圈流傳，該細則指，“根據光伏產業技術進步和成本降低情況，降低2019年1月1日之后投運的光伏電價標桿上網電價，1、2、3類地區的光伏電價分別為0.4元、0.5元、0.6元（含稅）”，但隨后，多位光伏行業人士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辟謠稱該文件為假，2019年光伏電價調整政策尚未出臺。
當日晚間，中國光伏行業協會在其官方微信公眾號發文回應稱，該文件內容完全失實，同時表示政策制定者正在密集地研究明年光伏政策走向，而中國光伏行業協會一直在與管理層密切溝通，積極反映行業人士的建議和訴求。《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到，現階段擺在光伏行業面前有一道難題——要規模還是要補貼，二者只能選其一。
政策制定面臨四大制約因素
中國光伏行業協會方面坦言，當前光伏政策難以制定，原因在于有太多的制約因素。《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該協會在文中指出，當前光伏行業政策制定面臨四大現狀：補貼資金缺口大、光伏平價上網仍需時間、成本下降需規模化支撐、可能催生新一輪擴產潮。
首先是補貼資金缺口明顯。光伏市場規模的快速擴大和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不足，補貼拖欠越發嚴重，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我國可再生能源補貼拖欠累計達到1127億元，其中光伏發電補貼缺口約455億元。今年已納入可再生能源補助目錄的光伏容量約50GW，僅這部分缺口便累計達到700億元。
其次是目前光伏發電成本還做不到發電側平價上網。光伏行業協會指出，樂觀估計到2020年底，除戶用光伏外的光伏發電成本才能降到與火電同價。這也意味著，按現在的成本下降速度，如果維持絕大部分光伏發電項目的經濟性，暫時還不能完全不給補貼，而完全實現去補貼化至少還需要2年時間。
此前記者采訪的多位光伏企業高層曾提出，推動平價上網，尤其需解決非技術成本偏高的問題，具體包括土地使用稅、發電增值稅、拆遷補償租賃等費用及財務成本等。光伏行業協會亦坦言稱，如果把非技術成本砍掉一半，（距光伏平價上網實現）時間會縮短。
此外，光伏發電成本下降需要國內光伏市場規模化來支撐。光伏行業協會表示，足夠的市場規模讓光伏組件、逆變器等關鍵設備制造成本和光伏系統投資成本的大幅下降成為可能。僅以過去三年為例，我國光伏發電每瓦投資成本下降了20%以上，正是因為國內市場規模化的作用，企業只有維持足夠的產能利用率、足夠的出貨量，才能實現規模經濟效應，從而維持研發和技改支出。
但光伏行業協會在最后也表示，過去三年，在國內和海外市場的雙重提振下，國內光伏制造業各個產業環節的產能呈現逐年增長的態勢。而如果新的電價政策和市場規模政策能達到促進光伏行業高質量發展的目的，就需要考慮政策最終會不會催生新的一輪擴產潮。新政也不能讓企業過分地、盲目地樂觀。
要規模還是要補貼？
事實上，正是因為當前行業面臨諸多問題，使得光伏政策制定搖擺不定，在補貼退坡、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既要保持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又要避免資金不足的“窟窿”過大，這考驗著當下政策制定者的智慧。對此，中國光伏行業協會向行業發出征集意見：是希望較大幅度地降低補貼，從而收獲相對可觀的市場規模，還是希望有穩健的補貼強度，但相應收緊市場規模？
12月7日晚，這一意見征集在光伏行業內迅速發酵并引起熱議。“發展可再生能源的目的就是為了社會可持續發展，若沒有規模談何目標的實現。”隆基股份（601012，SH）董事長鐘寶申這樣表示。他還建議停止高補貼項目，比如扶貧項目，加大領跑者項目等低補貼項目規模，讓有限的資金能夠最大化發揮對可再生能源的支持作用。
光伏行業專家王淑娟認為，保持市場規模相對而言更重要，市場規模持續穩定增長是保證行業健康發展的基礎，相反，如果補貼給高了，一是刺激市場，給非技術成本留下空間，二是會加重補貼拖欠的負擔，于行業發展不利。
“之前有高屋頂租金、大幅電價打折情況，就是因為項目收益預期好，投資商認為可以較大程度讓利，從而導致國家的補貼款并沒有補貼給光伏項目本身，而是補貼給非技術成本。在補貼缺口巨大的情況下，補貼收入仍然是預期收入，要數年之后才能獲得，但企業的現金流壓力是當下的，補貼強度低，補貼收入的占比就低，既有利于企業理性決策，也不至于因補貼拖欠導致壓力過大。”王淑娟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補充解釋道。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行業采訪了解到，在補貼和規模二選一兩難的情況下，絕大多數行業人士表示愿意降補貼，支持光伏行業規模化發展。亦有業內人士向記者建議稱，能源革命的本質是提高可再生能源應用比例，降補可以讓有限的財力投給高效率的項目，但也要明確補貼下調預期，要有階段性，建議出臺市場化規則，最終讓市場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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